秦灭六国，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从此以后，天下不再四分五裂，走向了大一统，而秦国之所以能够拥有歼灭六国的实力，和商鞅实行的变法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有的人说，秦灭六国的伟业让大一统这个概念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心中，让法治思想有了历史依据，是千秋之功，还有人说，商君实行的变法过度重视刑罚，采取了愚民措施，祸害了中国人千年，到底哪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
战国初年，李悝首先在魏国实施了变法，那个时候的魏国以李悝为相，以吴起为将，实力迅速提升，占领了河西之地，打的秦国毫无还手之力，但吴起功高盖主，受到了猜忌，不得已远走楚国，这才让秦国没有被灭国。
吴起受到了李悝的影响，去了楚国以后，也开始实施变法，楚国本身就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在吴起变法的加持下，变得更加强大，南破百越，拓地千里。
但楚国和魏国不同，楚国的贵族势力过于强大，而变法，势必会影响到旧贵族的利益，所以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仙逝以后，贵族们就要杀掉吴起，吴起没有办法，为了保命只能够躲到楚悼王的尸体背后，这样一来，贵族们向吴起射的箭矢，就落到了楚悼王身上，而根据楚国的法令，伤害楚王身体的人，要被灭三族，吴起在临死前想到了用这个方法来替死后的自己报仇，确实聪明，但是很可惜，他一死，他的变法就被废止了，楚国又回到了以前的老路上。
其他的诸侯国们看着魏国和楚国因为变法变得强大了，也开始效仿，当时的秦国地处西部边陲，一直被中原诸侯们看不起，他们对于变法有着更强烈的渴望，加上秦孝公本人迫切的想要壮大自己的国家，这就给商鞅的出场提供了契机，商鞅的变法深受李悝和吴起的影响，不过他做的更彻底。
1、奖励耕战，提升了军队战斗力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在战斗中，商鞅以斩首敌方人数为记录功勋的唯一标准，而战斗后能够领到什么程度的奖赏，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这就让当时的秦军抛弃了后顾之忧，他们不会担心自己白干一场，秦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升。
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国力，而秦国拥有八百里关中平原，本身就有着良好的农业经济发展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商鞅实行了重农抑商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奖励战功一样，他鼓励人们投入到中粮垦荒中，保证了秦国的粮食生产。
2、以法治国，可以提高君主决策的容错率。有的人说，秦国之所以可以一统六国，是因为从秦孝公到秦始皇这几百年间，秦国没有出过一个昏君，笔者认为，这是结果，不是原因，并非是所有的秦王都有经天纬地之才，而是因为秦国的法律是公开透明的，在那个年代来说，这是非常先进的，商鞅给君王们制定了一套具体而又明确的措施，君王可以不需要依靠自己来对事物进行判断，因为他们有法可依，这就极大的降低了君主决策出错的可能性，就算是出错了，也可以及时的弥补回来，所以后来的秦国哪怕出现了秦孝文王这样昏庸无能的君主，也不会对国力造成太大的影响。
1、法律成为了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
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意思是商君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也正是因为他的刻薄，才给他自己招来了一个车裂而死的结局。
商鞅的法治，和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法治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我们所说的法治，指的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而商鞅的法，只是统治者用来压迫百姓的一种手段而已。商鞅对于百姓是非常严苛的，"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当时秦国的百姓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家中举办宴会，他们的言论也要受到约束，这长期生活在这种压迫的环境中，人们渐渐的对秦国的法产生了一种愤恨的心理，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来的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才会一呼百应。
2、实行愚民政策。
《商君书·弱民》中曾经这样写过："民强国弱，民弱国强"，在他看来，老百姓只要会种地会打仗就可以了，不需要有别的想法，不然就会对国家造成威胁，他实施了废好恶、去享乐的措施，让老百姓只是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去进行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剥夺了他们自由思考的能力，他认为，君主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用一种思想就足够了，不需要有别的思想，人民也是如此，而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竞相争鸣，为了限制人民接触到别的学说，他让博闻、富有智慧的人"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贫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借此达到愚民的目的，维护君王的统治，这一措施，也使得秦国虽然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在思想文化上发展的并不是很好。
其实从当时的背景下来看，商鞅制定的法律是符合秦国的发展需求的，秦国在变法后迅速强大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法律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等到秦国灭了六国以后，它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军事实力，还有思想文化上的向心力，商鞅的法律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所以才让秦国在统一后不久就走向了灭亡之路，笔者认为，商鞅的变法，既有功，又有过错，放在当时的环境下来看，其功劳是要远远大于过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