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考：古王国时期，埃及建筑物发生了什么改变？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古王国时期包括第三王朝到第六王朝，以金字塔、神庙等纪念性殡葬建筑而闻名世界，国家组织的大型建设项目对埃及经济和社会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也导致古王国时期的定居点系统更为复杂。与丧葬文化相比，关于古王国城镇的探索要少得多。
古王国首都孟菲斯遗址由于自然侵蚀和人类破坏几乎消失殆尽，一般认为该城位于萨卡拉皇室墓地的东面，但具体位置难以确定。皇室陵墓建于首都附近也是埃及的一个传统，因此古王国时期皇家墓地位置的变化，可能就反映了首都位置在孟菲斯地区的移动。
孟菲斯地区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宏伟皇室丧葬建筑、以及与这些丧葬建筑直接相关联的辅助性定居点遗址，这些证据表明中央政府将许多资源集中于此处，再次强调了这一地区的重要地位。古王国时期，城镇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国家首次尝试进行城镇规划，也促使计划城镇诞生。计划城镇由国家建立，通常是为了配合皇室丧葬建筑、资源开采等重大国家项目而建立的。
同时，古王国时期中央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定居点网络，以支持国家的经济和行政目标，这也成为计划城镇诞生的前提条件。
要注意的是，这些计划城镇的布局和规模各不相同，目前发掘到的保存较好的证据几乎都在孟菲斯地区的大型皇室陵墓附近，这些遗址大都位于沙漠地带，沙漠地区的干燥气候是其得以保存下来的重要因素。
根据它们的大小、位置、建筑布局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孟菲斯地区计划城镇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金字塔周围发现的少量泥砖建筑。这类定居点通常与金字塔同时建立，面积为300-1200平方米不等，仅存在于金字塔庙围墙内部的狭小空间之中。这类定居点一般由一小群建筑组成，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更大的定居点。
在大多数金字塔庙中都发现了这样的聚落，在阿布拉瓦西和阿布西尔发现了保存较为完好的遗址。其居民主要由行政人员、牧师和相关人员组成，从事皇室祭祀的维护工作。从它们的布局以及各自的使用和功能来看，这类定居点可以被解释为“祭祀住宅”。
第二类是工人安置点和生产场所。这类定居点常见于孟菲斯地区的皇家墓地中，最早的例子是在达赫舒尔的斯尼弗鲁红色金字塔附近发掘的，其时间为第四王朝早期。这类定居点是金字塔具体的辅助设施，其内部不仅有容纳较多劳动力的宿舍，还有用于制造和生产的窑炉和石材加工区。这些设施与特定的建筑工作紧密相连，因此使用时间相对短暂，建筑完工后就会被废弃。
第三类是金字塔镇。与前两类相比，金字塔镇要复杂得多。金字塔镇通常位于金字塔或河谷庙附近，并被围墙包围。河谷庙附近发现的一些第六王朝的王室法令中对金字塔镇有所记录，而明确提到金字塔镇的法令全部出土于河谷庙，因此金字塔镇指的应是河谷庙内部及其附近与皇家丧葬建筑紧密相连的定居点。
金字塔镇的居民人数较多且成分更为复杂，包括祭祀、管理人员、工匠等多种职业，并且定居点中存在复杂的等级制度。各金字塔镇的房屋和基础设施都是按照统一模式建造，各社区内部房屋的大小反映了房主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与肯特卡维斯王后葬祭庙相连的金字塔镇，由棋盘状状的街道和泥砖房组成，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棋盘状布局的计划城镇，也是孟菲斯地区唯一一处采用棋盘状规划的定居点。该遗址是国家尝试进行城镇规划的最佳证明，同时也为中王国时期兴盛的棋盘状城镇布局寻得了渊源。此外，肯特卡维斯镇和与孟考拉河谷庙相连的金字塔镇的考古证据表明，这两个遗址有长期居住的痕迹。
因此，可以推断孟菲斯地区的金字塔镇在古王国时期被长期的使用。这些计划城镇几乎都位于沙漠之中，其后续供给维持均来自中央。
虽然，这三种聚落根据其规模和功能尚不能被视为城市，但些定居点均由国家建立，后续供给由国家提供，并在中央政府控制的行政和经济网络内发挥作用，可见计划城镇也是古王国城市社会的一部分。
为了有效确保孟菲斯地区的建筑工程质量和计划城镇的日常供应，国家投入大量精力建立对各省的强有力的控制。从第三王朝开始，埃及各诺姆逐渐被融入更广泛的经济网络，这一过程以控制大量农业土地的形式展开。统治者在各地建立了农业区和庄园，在粮食供应和农业收入方面获得大量资源，这些资源绝大多数则运往了孟菲斯地区，由此形成了一个地方到中央的复杂经济网络。
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省最高官员总督与古王国首都孟菲斯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在古王国时期还可以注意到省政府的发展，省政府驻扎于省会之中，到古王国末期，省会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地域中心。自古王国末期开始，埃及政治便陷入动荡之中，随后便进入了中央政府崩溃的第一中间期。
政治的动荡也反映在皇家丧葬建筑方面，这一时期缺乏大规模的皇家丧葬建筑，这一点与古王国时期的丰富的丧葬建筑形成鲜明对比。
在孟菲斯地区的达赫舒尔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古王国定居点遗迹上方有一层厚厚的沉积砂层，据检测该定居点在古王国末期遭到遗弃，一直到中王国时期才恢复使用。而这只是孟菲斯地区广泛遗弃例子中的一个，即该地区的金字塔和计划城镇几乎同时被废弃。这些定居点由国家长期维持，是专门为建造纪念性建筑及其后世的长期维护而建立的。
然而，第一中间期中央行政系统的崩溃，使得这些地区丧失了国家的支持，人们失去了留下来的基础，这些定居点最终被遗弃也就不足为奇了。与孟菲斯地区的证据相反，尼罗河流域，特别是上埃及的考古证据显示，城镇总体呈扩张趋势，这与古王国晚期以来地方贵族家族的兴起有关。
尽管不同地点的数据有所差异，但上埃及的众多遗迹显示出，在政治脆弱和麻烦重重的时期，大部分城镇仍在继续运转。来自厄勒凡汀的证据表明，这一时期，城镇居民人数有所增加，并首次试图突破当地的自然环境限制向西部扩展定居点。同样，埃德富丘，阿拜多斯等地的定居点也有扩张迹象。
地方一级行政和经济的互动在继续进行，各地仍有贸易联系。它们表明了南方出现的一个共同模式，即埃及南部城镇在六王朝晚期和第一个中间时期呈现出扩张和发展的总趋势。
定居点的变化必然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如孟菲斯中央政府的衰落，严重影响了孟菲斯地区的定居点，但地方贵族的崛起似乎使得地方一级免受毁灭性打击。除政治因素之外，地方贵族崛起后掌控了更多权力与资源，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这也是促使尼罗河流域城镇扩张的一个因素。
总的来说，公元前三千纪末中央政府的崩溃，并没有导致全面萧条的“黑暗时期”，反而为地方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环境。
